Planet Earth, my home, my place
地球，我的家，我的落脚之地
A capricious anomaly in the sea of space
星海中一处绚丽瑰奇

Planet Earth are you just
地球啊，你难道只是
Floating by, a cloud of dust
飘来荡去，一撮浮尘
A minor globe, about to bust
一个小球，满布裂痕
A piece of metal bound to rust
一块金属，就快锈蚀
A speck of matter in a mindless void
一粟一尘般无质无识

A lonely spacship, a large asteroid
苍宇里一条孤舟，一束大个的流星
Cold as a rock without a hue
如色彩单调的岩石般冷酷
Held together with a bit of glue
只是用了点胶水粘住？
Something tells me this isn’t true
其实并非如此
You are my sweetheart soft and blue
你是我的宝贝，柔软而又湛蓝

Do you care, have you a part
请允许我将你置于
In the deepest emotions of my own heart
我心思的最深处
Tender with breezes caressing and whole
那里有全天候的微风爱抚
Alive with music, haunting my soul.
和萦绕着我灵魂的音乐轻诉

In my veins I’ve felt the mystery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奥秘
Of corridors of time, books of hisotry
来自时间的长廊与历史的典籍
Life songs of ages throbbing in my blood
我的血液唱响着亘古至今的生命之曲
Have danced the rhythm of the tide and flood
舞动着潮汐与洪水的音律

Your misty clouds, your electric storm
你那密实的云层，你那惊心的呼啸
Were turbulent tempests in my own form
化作我内心无法抑制的风暴
I’ve licked the salt, the bitter, the sweet
你每次的遭遇、激情与狂怒
Of every encounter, of passion, of heat
所带来的酸甜苦辣，我都一一领教

Your riotous color, your fragrance, your taste
你的不羁色彩，你的芬芳，你的味道
Have thrilled my senses beyond all haste
让我的感官颤抖，挣脱了一切浮躁
In your beauty, I’ve known the how
透过你的美丽，我已知晓
Of timeless bliss, this moment of now
不朽的福祉此时此刻来到

Planet Earth are you just
地球啊，你难道只是
Floating by, a cloud of dust
飘来荡去，一撮浮尘
A minor globe, about to bust
一个小球，满布裂痕
A piece of metal bound to rust
一块金属，就快锈蚀
A speck of matter in a mindless void
一粟一尘般无质无识

A lonely spacship, a large asteroid
苍宇里一条孤舟，一束大个的流星
Cold as a rock without a hue
如色彩单调的岩石般冷酷
Held together with a bit of glue
只是用了点胶水粘住？
Something tells me this isn’t true
其实并非如此
You are my sweetheart gentle and blue
你是我的宝贝，温和而又湛蓝

Do you care, have you a part
请允许我将你置于
In the deepest emotions of my own heart
我心思的最深处
Tender with breezes caressing and whole
那里有全天候的微风爱抚
Alive with music, haunting my soul.
和萦绕着我灵魂的音乐轻诉

Planet Earth, gentle and blue
温柔而又湛蓝的地球啊
With all my heart, I love you.
我用全部心力，爱你

但是这部片就完全不同了。主人公Sugar本身实力就很强，看着别人跌跤，自己倒顺风顺水的去了美国打2A的小联赛，作为新手打得也像模像样。我所看见的最大的挫折是他因为紧张，连投4个坏球送对手上垒。其他影片剧情到这里，主角要摆出一脸痛苦与坚毅，接下来咬着牙一雪前耻还以真实实力对对方造成了巨大伤害；或者是从此一蹶不振等影片还剩半小时再翻身。但这个影片的解决方法是让一哥们儿上来和他咬着耳朵说了句“别紧张，和在家打球一样”。当然这话挺扯淡，但凭着它主人公立刻就将下一个击球手三振出局，顺便和队友传杀了刚才上垒的对方击球手，于是被队友欢呼，再然后又是一路顺利。我看到这，还想着这回不得了，看来这孩子过几十分钟要倒血霉，他之前太顺。

没想到再往下看，影片的剧情发展已不是我所能预期，我觉得完全可以剧透这段，不会太影响看片，当然你要不喜欢被透请跳过本段。主人公进入了很严重的低潮期，为了成绩好看他上场前吃了点药——当然2A的联盟，没有MLB那么严格。但是，在投出若干好球后，药劲上来了，主人公视线也迷茫了，开始乱扔球，全打击球手身上了，整个一职业的保送员。之后更是引发了两队之间的斗殴拉扯。我们都知道，禁药这东西，没发现就算了，被发现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打架还好点，不过也是联盟大力禁止。假如后来调查发现是吃禁药间接引发打架，那是罪上加罪了。于是主人公做出了所有选择中最坏的一种：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私自离队出走。

当然，按照套路，主人公如终结者机器人一般，是一定会回来的。但这部电影不按常理出牌，于是主人公追寻一个被队伍辞掉的同胞去纽约谋生，这段剧情很久，久到影片结束前10分钟他还没归队，我正奇怪着影片的结构，结局已显示出来，他对出走很满意，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做木匠活，在一个业余棒球联赛里出类拔萃，有漂亮的美国女孩看，唯一的不如意也许是比较拮据吧。影片完。

看过就知道，这部影片的剧情比我的叙述要丰富的多，大致还原了一个连英语都不会几句的外籍球员在美国的经历。普通的单亲家境，在家里等着被他接去美国的女朋友，一个中规中矩的母亲，美国这边有热心的老房东，漂亮友好的邻家妹妹，热心的队友，一个忘年交式的木匠朋友。主人公开头不会英语而显的冷漠，但得到了身边的美国人的欢迎。结尾母亲也迅速接受了他放弃职业生涯的决定。影片的情调就像它的色调，是傍晚时的金黄色，暖暖的，励志电影应该改成温情电影。

影片的特点我只想到一个字：真。它就是很真的展示了一个男孩的一段经历。有大量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情节与叙述，琐碎到极点，就像真实的人生。最莫名其妙的情节是和他的女友。主人公之前还对她说了很浪漫的话，一年后开着车接你去美国之类，但他喜欢上了之前说的那个漂亮的白人女孩，想都没想就把家里这位背叛了，但之后他们还有几通电话抚慰他的心灵，到了影片结尾一个电话暗示她已放弃了“不争气”的他（在餐厅打工，付不起房租的他，“一年后接女友来美国”显然已是梦话）。此外，那白人女孩虽然拒绝了他的献吻，制造了尴尬，但之后还是很热情的想和他做好朋友，却被他冷冷拒绝。所有人都会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人怎么这样啊。但你必须承认，这就是真实的人会做出来的真实的事情。

显然，影片不想评价任何人，包括主人公。主人公因为英语差选择了自闭与冷漠，也并没有怎样下功夫学好语言。他说情话只是说情话，没什么责任感。他也没什么意志力，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就让他跑得远远的。影片不是要赞颂谁，它是要提供一个life style的解决方案，给像主人公一样普通（至少他棒球还不差）的观众们。它想告诉我们除了自虐式的功成名就之路，还有其他的选择，小小的幸福也可以让我们满足。并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要成为名人堂成员才没有白活，他们也可以打一个平庸的成绩，被球队踢开，放弃职业运动员身份，找个普通工作甚至是体力活，然后聚在一起组建一个业余联盟自娱自乐。影片告诉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人也是幸福的。

体育励志片，最容易吸引的就是体育迷了，我虽然对MLB和小联赛一无所知，但喜欢看棒球比赛，否则也不会看这部片子。体育励志片一般都有很明显的缺陷，甚至需要靠球迷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才能坚持看到结尾，这部片恐怕也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如果说金融危机成就了《贫民窟百万富翁》，那么显然《棒球男孩》也是其催生的产物。这部缺点一抓一把但imdb评分居然上了7分的影片瞄准的正是现在随处可见的低谷心态。它模糊着传统的成功与失败的界限，给刚刚饱尝失败痛苦的人讲一个有关坦然接受了失败并收获了快乐的棒球男孩的故事。假如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适合自己，欢迎你也来听听这个故事做个参考，看看Sugar是怎样找到他的生活。即使你不认同他的价值观，又有谁不想要哪怕只有两小时的温暖呢。

记得去年的生日也是这样迷迷糊糊地过的。之所以不搞得满城皆知是因为两个原因。你告诉别人要生日了，很容易被理解为“我要请你们吃饭”或索要礼物。对于前者，我很穷，假如有几个人站出来响应说，寿星请客吃顿饭，那我必然无法拒绝，但对我的钱包是无情的伤害。对于后者，我觉得是难为别人也难为自己，别人不得不很不情愿的花10到30大元去买点什么应付我，我又不得不很不情愿地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是比较贵的（要不然就不想要了），我显然在10到30这个区间的右边。当然，日常用品我也需要，但似乎要别人送我瓶海飞丝做生日礼物是有点奇怪的一件事情。

于是我就偷偷地过完了生日。中午阿包请我去真功夫吃了顿“蒸出来的营养”。要声明的是，其实有时候我在街上走啊走，走饿了，也会进真功夫、McD、KFC之类的吃一顿。比如寒假回家，在广州火车站上车前往往要吃一下，所以我并不是一年就盼着生日那天找个人请我吃个什么来当作生日礼物，我还没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么凄惨。

我遮遮掩掩地过这一天，但托腾讯的福，网络上很多老友问候我，为避免遗忘了谁导致我明年少收一份问候，我就不列名单了。但必须谢谢的是“荒漠落雨”张强同学，为了和我说掏心窝子的话，用了6张贺卡，真的很感动。算算咱们俩不过廿二岁，竟已认识了大约十五年了。

前几天我来只是为了管理一下菜园子，今早才看见6张贺卡。你说虽然已经生疏了一些，但你仍然当我是最好的朋友。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也许，能忍住这么久不联系一下也反而是出于对我们友谊的自信。人就是这样，对坚信属于自己的，往往不再多看两眼。其实，很多人我都不会主动联系，用女生的解释方法——其实是我刚从云飞兄的空间里看的一篇文章——是我是天秤座的，秤子不喜欢发短信，打电话之类。但我自己的解释是我总是对这些友情满怀信心并视之为天长地久与理所当然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中很多人很久没理我了，看来我们都是一路人。

你还说我也许不记得初中第一篇作文就写到你，哈哈，我还就偏不忘记。不过印象确实模糊了。好象我写的是搬家的时候，坐在装着家具的车上，就在新家的楼下，我就遇见你了。你那时看到我，看起来没有表情，但其实很高兴地指着我，喊我的名字。我那时是很不会说话的小孩，不会到连你的名字都不好意思叫。似乎我当时是没理睬你，而是立刻转身对我妈说，他和我一个班。用成人的眼光看这是很失礼的一件事。我记得在之前空间里一篇文章还写到这事，但实在翻不回来，我已经不能控制我那330篇日志。

你说咱俩在一起玩你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开心，我也是框架和时间轴早已没了，但是一些连不成串的小细节记得很清楚。应该说太多这种细节了，具体数目无法统计，上百个甚至几百个，今天这个想起来，明天就那个想起来。按下葫芦浮起瓢。从小学一起玩，到初中一起玩，到高中，既然都成大小伙子了，我们就……还在一起玩。玩物有游戏机，从红白机到超任乃至PS和PC；有电影，经典的星河战队和尚格云顿的几部烂片；有动漫，虽然后来我跑路了；有音乐，周杰伦高二那时出了范特西嘛。我也总乐于回忆你很多特点，比如特能吃，也爱吃，在吃上花钱从不犹豫，哈哈。去年你说你吃的少了，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多么遗憾。

想起初中的时候，同住一栋楼的我们每晚必然一起回家，后来班里的一个女生也顺路，也一起走。她比我们俩成熟点，要和我交往。但所谓的成熟也到此为止，我们俩都没意识到既然是“男女朋友”，走路的时候至少应该牵牵手吧。你也没意识到成了灯泡了应该适时退散的道理，结果还是三个人一起走，外人看不出任何异样。傻到整件事不露蛛丝马迹，想让家长发现都难。

最后你说咱俩都奔三了，这个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了，说出来是找闷。当我们真的向三奔跑，快到头都转不回来的时候，也偏偏不再是想变老的少年了。如果要在生日之际回忆一下人生，那显然不得不提到你，而且用很大很大的篇幅。基本上，只要把咱俩的事说详细点，写明白点，我这短短一辈子也就呈现的差不多了。

我边听着陶喆的《二十二》边想怎么写这篇日志。这歌从高中开始听，这歌里的美好的小女孩那时对我来说还是个姐姐，然现在已经同龄。再过一段时间，她对我来说将真的是一个小女孩了。以前就觉得这歌词写得好，当我也这个岁数时再看，就不仅是好，更是真实的写照。“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像是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幸福。”这句话真就像对我说的。愿我能如那也刚刚二十二的女孩子，即将得到幸福。

昨天，一个环保色封面的唱片已然放于我的桌上，我不会随便买碟，因为我穷。当然入这张碟也是在我违法地从网络上下载了该专辑并听了5遍后做出的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值，这张专辑有14首歌哦～放眼望台湾，国际化走在前面的就是陶喆了。

一、专辑名字
陶喆的新专辑名字乃惊天大雷，我甫一听说，就心驰神往，想陶喆摇曳于百花丛中，看来颇有所得。听了专辑，才知道此69非彼69，此69意多焉。首先，陶喆生于1969年。其次，“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波音747首航、首个人工心脏移植手术、网络科技萌芽、反战运动风起云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发扬嬉皮文化、重金属摇滚崛起、朋克音乐诞生、披头士解散…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事件，却同时在60年代的尾声爆发，并为其后二、三十年间的思潮立下了指标。”（摘抄）。再次，在日语中，69正好与Rock同音，真是摇滚专辑之最佳名称。最后，“在易经中，6、9各自代表着阴数及阳数的极限，6的是阴的变数，9是阳的变数。意味过了69，一切即将被颠覆、改变。”（再次摘抄）最后的最后，我满怀恶意地相信，陶喆一定觉得这个名字很“性感”。

二、听碟条件
陶喆说要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若当成场面话来说，那是顺口无比，脱嘴既出。但若歌手是认真的，那就在无形中小众化了拥蹙。毕竟，你陶喆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对音乐的感觉也是你自己的，你喜欢什么音乐更是你自己的事，但做出来的专辑，就是大家买的了。所以，这句话一般歌手都是随便说说，当不得真。陶喆前两张专辑更是直白的表示，就是结合了自己的想法，同时考虑了歌迷的要求。但他言出必践地说要不理会别人的想法，别人就会有很多的想法。若你希望达到陶喆希望你达到的效果，就有了一个门槛问题。我认为以下条件是听出这张专辑妙处的条件：
1：陶喆之前的所有专辑都听过不下5遍。
2：曾跟上前几年疯狂的“R&B”潮，那几年所有歌手都得唱带一点R&B味道的歌（虽然这张是摇滚）。我就很奇怪，现在山寨话题那么热烈，其实前几年，华语流行音乐全体出动制造的巨大山寨行动没人管。悲哀的是，他们就连山寨，对象也是同为华人的周杰伦。
3：没有听过太多的华人原创的摇滚风格。因为陶喆唱的是有例在先的西式摇滚。当然你可以听到点华语摇滚，因为陶喆是用华语唱的。
4：没有了。

三、曲目列表
1：愿主怜悯：没话好说，陶喆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身为基督徒，借任何机会显示对上帝的情感是应当且应该的。

2：乱七8糟：好歌一首。这首歌还有那么点《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时褒贬不一，过两年大家回头一看，TMD还真是张经典，当年金曲奖没有说谎）的味道，虽然曲风是不同的了。我印象深的是副歌，我的妈呀把我笑喷了。这不是黑色幽默，这是黑色搞笑。陶喆你真的是基督徒咩？歌词也很直白，不加修饰与掩饰。豆瓣上好多文学青年说陶喆这张的歌词没以前那么含蓄了。虽然我文笔比你们差远了，但我还是要说，去你们的，陶喆的歌词什么时候含蓄过了。有一唱一，有二唱二。优美是优美了一点，那叫含蓄吗，回家翻词典去。

3：暗恋：陶喆的歌很难唱，但有几首是不难唱的，旋律一定简单而好听。也不需要去请交响乐团，一个小乐队已足够。我把这种歌称为欧美式的低成本歌曲。耐听且小品。这首《暗恋》就是这样的歌，顺便一提，歌词很好，同那几首“大制作”的狗血歌词不同。

4：Play：之前说这张里还是有点华语摇滚的味道，说的就是这首了。这首歌要给别人，都够做专辑主打了，在这张专辑里，只能算一般，承前启后的作用吧。各方面都体现着陶喆，但基本没有突破传统的陶喆。

5：火鸟功：我说Play承前启后，其实我的意思就是Play是为这首歌做铺垫的。这首歌是一大亮点。说这张专辑雷人或者狗血，很大程度就是说的这首。陶喆做这首歌，一定做得很愉快，至少是痛苦但愉快的。我第一遍听完，只有目瞪口呆四个字可以形容。难言之隐啊，难言之隐。至于歌词中的Zero到Hero，我想陶喆自己一定感慨万千。

6：雪豹：好吧，我在听之前真的隐隐怀疑这是苹果的广告歌……照例好歌一首，我觉得陶喆既然能做出《乱七8糟》这个级别的歌，《雪豹》应该已非常轻松了。但这种歌可是充斥于《太平盛世》和《太美丽》中。陶喆当年呕血做出的歌，现在能随手一首的话，说明他确实进步了，但作为歌迷，我们当然是希望陶喆能够使出浑身力气，卧薪尝胆的做几首让我们听到无话可说，只能顶礼膜拜的歌（恩，我是在说《黑柳》啦）出来。所以，虽然有虐待陶喆的嫌疑，我还是得说这是新专辑的软肋。

7：关于陶喆：10年的陶喆终于也可以写首回顾了。已经比王力宏10年的时候低调很多了，王力宏那年可是自称“盖世英雄”，好大的排场。这首歌陶喆毫无顾忌地向自己的偶像致敬。很多歌手总试图掩盖自己的音乐来历，就好象每支歌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陶喆向QUEEN致敬，我向陶喆致敬。

8：我太傻：陶喆的情歌方阵来了，这首是排头兵。我喜欢陶喆的一点就是情歌比例不大，但一首是一首，都是好歌。我觉得一个大男人天天在角落里扭曲纠结是很没出息的，所以我认可张学友等人的艺术成就，但我不会对他们五体投地。当然，当时的环境决定了他们。要批评的是，“我太傻”这三个字对于陶喆来说太俗了。陶喆请回顾一下《黑柳》里的歌名，那些就取得极好，取名也是很重要的。这歌名太张学友了。

9：请继续，任性：这首情歌和《我太傻》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我也更喜欢这首，因为有点《普通朋友》的味道（好吧，其实你把这两首歌放一起，你会觉得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张专辑摇滚的新鲜感确实传达了出来，但情歌都只能够算好听，缺少经典。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把这张专辑几首情歌中的一首，换成《摇篮曲》、《Angle》、《流沙》、《天天》那样的经典中的经典……虽然那样的陶喆已经一去不返，但歌迷总是怀旧和任性的。而且，陶喆不说了嘛：请继续任性。（辩解：我还没有欲求不满到要《Melody》的程度……）

10：中国姑娘：歌词也挺狗血，最可怕的还是陶喆学说那些大陆方言，有够雷，因为很蹩脚……陶大哥你可千万别学王力宏啊……而且副歌有似曾相识之感，很像某港台女歌手的某歌（想不起来了），这是多么让这歌大打折扣的一件事啊。

11：谁的奥斯卡：这首歌很直白，说话挺不客气。其实，这也是让歌迷矛盾的。我们其实都知道，陶喆的人生当然应由一个叫陶喆的人掌握方向。可我们也总要插上一脚。在这乌烟瘴气的乐坛，我们疲惫的耳朵搜寻着一个声线，一个可以崇拜的某人。找到了陶喆，无法拥有陶喆，也不愿拥有陶喆，但心里还是希望陶喆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个surprise，给一个继续爱陶喆的理由。可陶喆在这首歌里无情的唱给你：我不是你们心中完美的依靠。我们就是可悲的，他身边的热心的路人甲。仰望他飞起，然后，飞远了。

12：应征爱：这首歌的精神很嬉皮……狗血歌词……当然，狗出了水平。陶喆随便写写，也自有别人不可企及之处。好吧，这句话是自我安慰……

13：你的歌：实话说，我第一眼就看成了她的歌，以为陶喆改编了曲子又拿出来了。当时还在窃喜，想着喜欢《她的歌》的我还是比较志同道合陶喆的，后来看清楚歌名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两首歌除了歌名，没什么好比较的，完全不是一类。我对这首歌的意见可以参考上面《请继续，任性》。

14：桂冠英雄：好名字，和那个什么“我太傻”比起来就更显得好了。好名配好歌。励志歌我还挺喜欢，励志情歌也不妨爱屋及乌的喜欢。嘶吼的小胖，哦也！作为唱片结尾曲也颇为合适。

四、总结
这张专辑可以肯定的是，陶喆绝对是诚意制作，别管感受如何，在这点上歌迷是被尊重了。但遗憾的是，太多的歌迷被尊重了。陶喆说要做摇滚，还是食言了。陶喆的歌迷中有一类是通过《今天我要嫁给你》和《就是爱你》这样的歌曲认识陶喆的。他们对于陶喆的看法普遍是：有那么几首歌真好听，但也有些歌真TMD难听。我觉得陶喆假如要做自己的专辑，完全不必考虑这些歌迷的意见。事实证明，对这些歌迷的“尊重”使得这张唱片只能算好唱片，算不上经典。太多的K房曲目成了69乐章的软肋。

说说是简单的，可人在商业走，谁能不低头？特别是网络下载轻松愉快的华语地区。大陆人听台湾人的歌曲，台湾人下大陆人的盗版。歌手们光见歌迷不见钱，说来说去还是消费观闹的。陶喆想奉献一张展示自己的专辑，作为告别，然后投身去拍电影。但他失败了。凭这张专辑就想金盆洗手，说不过去。

Gerrile：网络上有一些关于钱学森的讨论，由于我们对钱学森在美国时期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他自己的描述，所以我翻译了美国人Bradley Perrett撰写的有关钱学森的文章，相信对了解钱学森以及他的功过是非有很好的借鉴价值——译者注。

2008年1月6日
Bradley Perrett 著
Gerrile 译

2007年，宇航界格局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中国在太空势力排名中的领先地位。在四年前，中国作为实现了载人航天的国家成为了精英俱乐部的第三名成员，证明了它的不懈努力。但在2007年，它又完成了两个成就，显示其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注意的太空玩家。

一月，中国用一个地面发射导弹销毁了它自己的一架航天器，粉碎了一个老化的气象卫星。然后在十月，中国展开了它的第一次行星任务：将一个科学探测器送上月球。

为这些成就奠定基础的人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为美国军队的高级火箭项目工作并帮助成立了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之后，美国十分短见地要将这个拥有知识技术和美国机密的人送回中国。由于当时膨胀的麦卡锡主义（美国反动议员麦卡锡当时迫害一些进步人士——Gerrile注），这个科学家作为“GC主义嫌疑犯”被驱逐出境。

这个人就是钱学森。他成为了中国宇航项目之父。

反卫星（Asat）试验可以体现以高级传感器以及追踪和精确弹道控制技术为基础的能力——之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

通过弹道导弹发射的反卫星弹头几乎从正面拦截了它的卫星目标。这样可制造出极高的接近速率，翻倍了这个试验的挑战性，也使中国科技的飞跃看起来更加显著。

这个试验作为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太空污染受到了世界范围的谴责。数千个新残骸——其中有超过900个足够大（10厘米）到可以被地面雷达追踪——突然出现在轨道上。它们威胁到所有国家的低轨卫星，包括国际空间站。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五十年以来不断在积累的太空垃圾的数量，在一瞬间猛增了10%。

更糟糕的是，由于目标卫星非常高，在860千米（535英里）处。在那个层面的稀薄的大气分子至少需要一个世纪来减缓一些碎片的速度，使其回到地球。

即使中国认为它必须实施这个试验，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使用一个特制的小质量目标，那样会产生一个小一些的，直径短一些的残骸云。苏联和美国的反卫星试验在上世纪80年代结束，那时的低轨卫星远比现在少，太空垃圾造成的危险也相当小。

虽然中国的2007年太空项目以一声巨响开始，但它以一种更平静，但仍然显著的成就结束了这一年——这个国家成为了第一个向月球轨道送出探测器的发展中国家。

嫦娥一号自身并非主要成就。平台以一个中国花了数年时间制造的通信卫星为基础。其实，中国是通过赢得了使用追踪、遥测和控制技术向太空深处送出探测器的挑战来彰显它的最大进步。

反卫星试验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已经加入了太空势力排名的第一阵营。

钱学森没有因为他个人指导了这些成绩而成为我们的年度人物。现在已96岁高龄、身体虚弱的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活跃在中国太空项目中。毋宁说，他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人，在达到了现今高度的科学与工业综合领域中确定了自己的领头人地位。

他确定这个位置是从1956年开始，几乎从无到有。

当时，他的中国同行对喷气推进知之甚少。他的个人全部书籍成为关键资源。他的第一个研究实验室只有一部电话。

“一开始我们认识到最急迫的任务是教学，而不是立刻开始独立的研究。”他后来写到。幸运的是，苏联在随后几年雪中送炭，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

美国作家张纯如在其1995年的传记作品《蚕丝》中保存有关于钱的重要记录。里面说：“正是他发起并纵观项目全局，去研发当时中国一些最早的导弹，第一颗卫星，导弹追踪和控制遥测系统，以及声名狼藉的蚕式（反舰）导弹（美国人确信在两伊战争期间，这个型号的导弹曾被大量出售给伊朗，并且发挥了相当的威力，但中国否认出售武器。美国颇为头痛，并决定强行检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进而引发了著名的“银河号”事件——Gerrile注）。也正是他研究出可最小化混乱和官僚主义的干扰，帮助一级级的专家们彼此交流的管理结构，从而帮助中国将系统工程学转变为一门科学。

在钱的鞭策下，中国人从抄袭苏联的R-2（SS-2）导弹——这个导弹本身也是从德国二战时的A-4（V-2）发展而来——开始，建立了一系列的不断增强的自主设计，包括东风-4型弹道导弹，其三级太空版“长征一号”，在1970年带着第一颗中国卫星进入轨道。

嫦娥一号的发射是通过长征三号甲火箭，它是从1965年开始研制的东风-5型发展而来。

“他是我们的宇航工业之父，”中国月轨项目指挥栾恩杰有一次这样告诉美国记者Michael Cabbage，“没有他，很难说我们现在会在哪里。”

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钱是怎样回到中国就作为当时的新闻就反复被告知了。但这个新闻其实是一个迷人的故事。现在，当我们注视着中国向前迈出最新的脚步时，这个故事值得被复述出来。

钱于1911年，在大清帝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出生。23岁获奖学金，旅美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学。由于麻省理工当时重视理论胜于实践，他很快转到加州理工，走上引领他成为美国最杰出的火箭科学家之一的道路。

当他的祖国因政治分歧而备受煎熬——被日本侵略，后来是内战——钱成为了加州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学实验室的指导，美籍匈牙利裔工程师及物理学家西奥多·冯·卡门的得意门生。才20多岁的钱涉足了火箭学的试验，这个领域在当时，1930年代晚期，几乎被重视起来。

当时美国空军真的在1939年开始重视这门学科，要求加州理工，也包括钱，研发火箭来帮助轰炸机起飞。由于如此频繁地与火箭推进结合，火箭的概念被解释为助飞器（JATO），看起来很简单。为了使其有用，团队深入到火箭燃料燃烧稳定性的努力中，并使“火箭科学”成为极大的技术挑战的代名词（现在美国人习惯称高深莫测的高科技都为“火箭科学”，称各学科的深入研究的科学家都为“火箭科学家”即来源于这个时期——Gerrile注）。

1943年的德国火箭能动性的发现导致了美国的加速研究。且在加州理工，钱作为一个指导研究的分部门领导者参与了喷气推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发明：Private A，美国的第一枚固态燃料导弹表现良好。

促使钱确立了在美国军事技术中地位的力量是对喷气推进的潜力的突发认知，包括火箭。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中，在30年代几乎被忽略的技术在1944年成长为具有第一流的重要发展意义。

1945年初，钱在五角大楼里具有高级别的安全许可，并撰写关于全国范围内最新的经过分类的技术以及其在未来军队发展中的应用前景的报告。

作为执行美国在战争结束后搜索德国机密这一技术任务的一员，他审讯了沃纳·冯·布劳恩。那时没人能想到未来的美国宇航项目之父被未来的中国宇航项目之父审问了。

在冯·卡门担保下，钱加入了科学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向空军领导层提供建议而设置。“在36岁，他是个无可质疑的天才，为促进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学的发展提供着巨大的能量。”冯·卡门后来写到，为了解释当时那样做的原因。

1949年，钱阐释了他关于太空飞机的想法——一个有翅膀的火箭——被确认为是50年代晚期的戴那-索尔项目——太空飞梭之祖——的灵感来源。

然后他的美国生涯突然崩散了。1950年，由于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暴怒于臆想中的“GC主义者全线渗入美国政府”，当局终止了钱的安全许可。

张纯如写到那时移民归化局不能为将钱定罪为GC主义者提供哪怕一点点具体的证据。

但政府确实掌握一些证据，即使非常不具体。美国显然发现自己对钱的立场颇为尴尬。当中国是美国的盟友时，他可能会产生的任何爱国主义情绪都很难对美国产生什么危害，但既然中国是敌人了，让他了解更多的美国机密是否合理呢？也许吧，因为他那时希望成为美国公民（我想这一段历史，钱学森在回国后是应该绝口不提的——Gerrile注）。

由于显然是被侮辱了，钱对他失去安全许可的第一反应是试图返回中国，但他被美国政府阻止了，希望把他对美国机密的了解留在美国内部。然后两方都改变了想法（非常的“戏剧性”，假如美国政府的想法不改变，中国的现代科技史将被重写——Gerrile注）。移民局不顾其他部门的恐惧，决定驱逐他，然而钱试图要留下来，显然是决定要洗清罪名。

钱的试图留下几乎可以明白得显示出他实际上并不对回国工作感兴趣。那时他最好的选择可能还是回中国去工作，带着他的专业技能和美国机密。没有了安全许可，他能够留在美国并为中国做出很大成果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这个国家犯过的最愚蠢的错误”，海军副部长Dan Kimball这样说，他竭力想把钱留在美国，“他不会比我更像一个GC主义者，然而我们把他逼走了。”

移民局在与钱的案子中胜诉了，但政府还是对送他回去有所犹豫。经过了数年的被搁置，这科学家自己又决定要回国，并且为此寻求中国政府的帮助。中国政府将钱回国作为韩战战俘谈判的一部分获得了美国的同意。

中国当然很高兴要回了他。1955年，钱被最终驱逐时，它像欢迎一个英雄一样欢迎他。

他勉强地回国很难称为爱国行为，但中国官方直到现在，在对待历史时依然忽略这一点。最近，2003年，新华社重述了他的故事，只是淡淡地说：“1955年，经过对新中国六年的寻求，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另一个在中国被忽略的事实是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MZD主席在1958-61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YUE进经济政策（这段历史已被证实，钱学森为放高产卫星提供“科学证明”，而出身农村的MZD就这样放下心中的怀疑，因为他非常信任他心目中的“大科学家”，而大YUE进导致了随后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以两千万到四千万计算——Gerrile注），导致了可能2000万人死于饥荒。

其实，从结果来看，一些美国对于遣送钱学森的恐惧过于夸张了。第一，他所知的秘密在他回国时，都已经至少是五年以前的了（参见上文，钱学森被定罪后五年才终于回国——Gerrile注），而那是一个技术飞速变化的时代。

第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可以掌握设计太空飞行器和导弹所需的知识的哪怕一小部分。所以他只能成为领导，而不能独自制作出火箭。确实，他的角色变成了中国宇航项目的管理员。加之，张纯如写道，在很多时候，他告诉被疑问困扰的同行们技术答案早已经出版出来了，他们只需要去正确的书里找就行了，而经常都是美国的书。

最后，当他作为一个管理员为中国取得了伟大成果，这些成果最后依旧沦落到为美国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在他回国的五年内成为了苏联的对手。他所创造的科学-工业综合技术制造出来的导弹都被送往国家西部，使莫斯科能够
进入导弹射程。

但如果中国现在是美国的战略性对手，那么钱的成果就史无前例的重要了——特别是中国经济正无情地向前发展，并且注意力集中在世界舞台。所以这个非常老的人一直与这一切有关。

Qian Xuesen Laid Foundation For Space Rise in China

Jan 6, 2008

Nothing in aviation or space in 2007 represented a greater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than China’s ascendancy to the first rank of space powers. China had proven its mettle four years earlier by becoming only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elite club of nations capable of flying humans in space. But in 2007, it accomplished two more feats, proving to the world that it’s a space player to be reckoned with across the board.

In January, China destroyed one of its own spacecraft with a ground-launched missile, shattering the aging weather satellite. Then in October, China launched its first planetary mission, sending a scientific probe to the Moon (see p. 59).

The man wh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se achievements is a brilliant scientist who worked for the U.S. military on advanced rocket projects in the 1940s and helped found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n, in a remarkably short-sighted move, the U.S. sent this man back to China with all his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American secrets. With McCarthyism in full bloom, the scientist was deported on dubious charges of being a Communist.

That man is Qian Xuesen. And he became 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 (The name, sometimes spelled Tsien Hsue-shen, is pronounced chien shu-eh sen.)

The antisatellite (Asat) test demonstrated an ability—based on advanced sensors, tracking and precise trajectory control technologies—which had previously belonged only to the U.S. and Russia.

The Asat’s warhead, launched by a ballistic missile, intercepted its satellite target nearly head-on, creating an extremely high closing velocity that multiplied the challenges in this test and served to underscore the leap in Chinese technology.

The test was condemned worldwide as the largest instance of space pollution in history. Thousands of new pieces of debris, more than 900 of them large enough (10 cm.) to be tracked by ground radars, were suddenly in orbit.They threaten low orbiting satellites of all na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The amount of space junk hurtling around the planet, accumulated in the 50 years since Sputnik, had shot up by 10% in an instant.

Worse, because the target satellite, at 860 km. (535 mi.), was fairly high, some fragments will take at least a century to be slowed down and brought back to Earth by the few molecules of atmosphere at that level.

China has not explained why, even if it felt it had to conduct the test, it did not use a specially built low-mass target that might have been blasted away at a lower altitude, leaving a smaller debris cloud of shorter duration. Soviet and U.S. Asat tests ended in the 1980s, when far fewer satellites were in low orbit and the dangers of space junk correspondingly lower.

While China’s space program began 2007 with a spectacular bang, it ended the year with a more peaceful, but still remarkable, achievement—when the country became the first developing nation to launch a spacecraft into lunar orbit.

The Chang’e 1 spacecraft is not in itself the main achievement. The platform is based on a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that China has been building for years. Rather, China has shown its greatest progress in mastering the challenge of tracking, telemetry and control technology needed to send a probe into deep space.

As with the Asat test, the message was that China had joined the front rank of space powers.

Qian Xuesen is not our Person of the Year because he personally directed these efforts. Now 96 years old and in poor health, he has not been active in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 for many years. Rather, it’s because he, more than anyone, is credited with the leading role in creating th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complex that’s now reaching these heights of achievement.

He began to create it, in 1956, from almost nothing.

At the time, his Chinese colleagues knew little about rocket propulsion. His personal book collection became a key resource. And his first research institute had only one telephone.

“First we recognized that the pressing problem was to teach, not immediately to do independent research,” he later wrote. Fortunately, the Soviets gave crucial help for a few years.

The U.S. author Iris Chang, whose 1995 biography Thread of the Silkworm remains a leading source for information about Qian, wrote: “It was he who initiated and oversaw programs to develop some of China’s earliest missiles, the first Chinese satellite, missile tracking and control telemetry systems, and the infamous Silkworm [anti-ship] missile.

“And it was he who helped turn systems engineering into a science in China, by working out a management structure that would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iers of experts with a minimum of confusion and bureaucracy.”

Spurred on by Qian, the Chinese moved from copying a Soviet R-2 (SS‑2) missile, itself a development of the German A-4 (V-2) of World War II, to building a succession of progressively larger domestic designs, including the Dongfeng 4 ballistic missile, whose three-stage space launch version, Long March 1, put the first Chinese satellite into orbit in 1970.

Chang’e 1 was launched by a Long March 3A rocket, a development of the Dongfeng 5, for which research began as early as 1965.

“He’s the father of our space industry,” the head of China’s lunar program, Luan Enjie, once told U.S. journalist Michael Cabbage. “It’s difficult to say where we would be without him.”

The story of how China got Qian back from the U.S. has been told many times, not least in the early 1950s, when it was current news. But it’s a fascinating story, and is well worth retelling as we watch China’s latest strides forward.

Qian was born in 1911, in the last weeks of Chinese imperial history, and at 23 traveled to the U.S. on a scholarship to study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ferring theory to the practice that MIT then emphasized, he soon moved to Caltech and began to follow a path that would lead to hi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rocket scientists in the U.S.

While his own country was racked by political division, invasion by Japan and, finally, civil war, Qian became a star pupil of the director of Caltech’s Guggenheim Aeronautical Laboratory, the Hungarian-American engineer and physicist Theodore von Karman. Still in his 20s, Qian became involved in experiments in rocketry, a field that at that time, the late 1930s, was barely taken seriously.

But the U.S. Army Air Corps did begin to take it seriously in 1939, tasking Caltech, including Qian, to develop rockets to help bombers take off. As so often with rocket propulsion, the concept of what soon came to be called jet-assisted takeoff, or JATO, looks simple. Getting it to work led the team deeper into the struggle with propellants and combustion stability that helped make “rocket science” a byword for extreme technical challenge.

The 1943 discovery of German rocket activity resulted in acceleration in U.S. work and, at Caltech, the creation of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with Qian as a section leader directing research for Private A, the first U.S. solid-propellant missile to perform successfully.

The force that propelled Qian to the heights of the U.S. military technology establishment was the sudden realization of the potential of jet propulsion, including rockets. Almost ignored in the late 1930s, the technology rose by 1944 to first-rank development importance amid the largest war in history.

By early 1945, Qian was in the Pentagon with a high-grade security clearance and writing reports on the latest classified technology nationwi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military development.

As a member of the U.S. technical mission that scoured Germany for secrets at the end of the war, he interrogated Wernher von Braun. No one then knew that the father of the future U.S. space program was being quizzed by the father of the future Chinese space program.

Von Karman vouched for Qian to join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set up to advise the head of the Air Force. “At the age of 36, he was an undisputed genius whose work was providing an enormous impetus to advances in high-speed aerodynamics and jet propulsion,” von Karman later wrote, explaining the move.

In 1949, Qian described his idea for a spaceplane, a winged rocket that’s credited as an inspiration for the late 1950s Dyna-Soar project, itself an ancestor of the space shuttle.

Then his U.S. career suddenly unraveled. In 1950, as Sen. Joseph McCarthy (R-Wis.) raged against supposed widespread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with China now Communist, the authorities revoked Qian’s security clearance.

Iris Chang wrote that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had not a scrap of concrete evidence for its charge that Qian was a Communist.

But the government did have some evidence, even if it was far from concrete. And the U.S. had clearly found itself in a sticky situation with Qian. When China was a U.S. ally, any feelings of patriotism he might have had could do little harm to the U.S. But now that China was hostile, was it reasonable to let him learn more U.S. secrets? Maybe. He was seeking U.S. citizenship at the time.

Apparently insulted, Qian first responded to the loss of his security clearance by trying to return to China, but he was stopp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wanted to keep his knowledge of U.S. secrets inside the U.S. Then both sides changed their minds.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sought to deport him, regardless of the fears of other agencies, and Qian tried to stay, apparently determined to clear his name.

Qian’s attempt to stay almost certainly proves he wasn’t, in fact,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China. By that time he could have best done so by going home with his expertise and U.S. secrets. Without a security clearance, it was unlikely he could achieve much for China by staying in the U.S.

“It was the stupidest thing this country ever did,” said Undersecretary of the Navy Dan Kimball, who tried to keep Qian in the U.S. “He was no more a Communist than I was, and we forced him to go.”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won its case against Qian, but the government still hesitated to send him back. After years in limbo, the scientist himself decided again to go home and sought help to do so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secured U.S. agreement as part of negotiations over Korean War prisoners.

China, of course, was delighted to have him back. It welcomed him as a hero when he was finally deported in 1955.

His reluctant return was hardly a patriotic act, but that was, and still is, overlooked in the official Chinese view of history. As recently as 2003, the Xinhua news agency, recounting his story, reported blandly: “In 1955, six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Qian Xuesen returned to the motherland.”

Another fact that’s ignored in China is that he gave bad scientific advice on agricultural yields that may have encouraged Chairman Mao Zedong’s disastrous 1958-61 Great Leap Forward economic policy, which led to perhaps 20 million people dying of starvation.

It turned out that some of the U.S. fears of sending Qian back may have been exaggerated. First, the secrets that he knew were at least five years old by the time of his return, and that was an era of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y.

Second, no single scientist or engineer can have more than a fraction of the knowledge needed to design space launchers or missiles. So he could only be a leader, not a one-man rocket builder. Indeed, his role turned out to be that of administrator of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 Moreover, Chang wrote that in many cases he told his questioning comrades that the technical answers they needed had already been published; they needed only to look up the right book, often an American one.

Finally, while he achieved great things for China as an administrator, those results again probably ended up serving U.S. interests, because China became an adversary of the Soviet Union within about five years of his return. Missiles built by the scientific-industrial complex he created were sent to the west of the country to bring Moscow in range.

But if China is now a strategic rival to the U.S., then his achievements are now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especially as the Chinese economy moves relentlessly toward front and center on the world stage. Hence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this very ol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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